司马迁史记记录到哪个朝代（史记上明确记载了夏朝）

直到今天，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讲述，往往是从商朝开始，对夏朝通常只字不提，少数归为传说，连夏朝“可能”、“大概”是存在的都基本不提，显然整体是持否定态度。

我们都知道，考古不是万能的，很多历史都无法通过考古100%的证实，比如亚历山大东征就没有确切的考古铁证，如今夏朝也是如此。这时，就更凸显了信史的价值，在考古不能证实、却又不能证伪时，我们只能相信信史的记载。

在甲骨文出世之前，西方否定中国夏商王朝，但甲骨文不仅证实了商朝存在，而且甲骨文中的“商朝王表”，与《史记》中的基本一致，也就证实了司马迁对夏商历史记载的可信度，据此也有理由相信史记中的夏朝是可信的。

撇开考古上的争议，既然如此信史已有记载，为何西方至今还会否认夏朝的存在？

西方学者质疑：史记也能作为信史？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公布后，立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激烈质疑，甚至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宣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为了将报告解释清楚，于是中西方随后进行了三次辩论，其中第一次围绕的话题就是夏朝是否存在。

中国学者论证夏朝存在的观点中，其中一条是“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然而，不少西方学者却认为：《史记》提到“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其实是西方学者搞错了，周后稷是如此诞生，商契是简狄吞鸟卵受孕），黄帝、尧、舜、禹等存在超自然行为，根本就是神话传说，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显然，这是抬杠。

其实，史家也有历史局限性，有些认识自然不如今人，但正常人都不可能因为《史记》中的少许错误，包括上述超自然事件，就去否定整本书的信史价值。因为几个超自然事件，就此否定史记的信史地位，西方一些学者的动机无疑耐人寻味。

西方学者判断：周人或编造了夏朝！

《夏本纪》的源头在于先秦，司马迁汇总了周代史料，加以整理汇编，最终编写出了较为系统的夏朝史。如果《史记》不可信，那么先秦史料对夏朝的的确确有很多记载，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呢？

然而，不少西方学者却认为，周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人事迹，极有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下图），被国际学术界批评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但他对于尚书里记录大禹与夏朝文献，也不认为真实可信，实际就是暗示这些篇章是后人编造的。

其实，从史料上看，周人于情于理都没有编造的理由，比如《尚书·多士》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清华简·厚父》记载的三件事。

首先，根据《尚书》考证，基本可以认定《多士》是周代官方档案，讲述的是周公旦与殷商贵族的谈话，其中一句为“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如果说周公编造出夏朝，为殷商祖先编造出灭夏事迹，想要由此说服殷商贵族真心臣服，那么无论怎么都说站不住脚。

其次，《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迁都于帝丘，梦遇祖先康叔说“夏后相把你给我的祭物夺走了”，他便命令卫国人祭祀夏后相，但是臣子宁武子指出夏后相的遭遇与卫国无关，认为不需要祭祀夏后相。所谓夏后相，即夏朝第四位君主，太康（夏启之子）失国后，后羿扶持仲康（太康之弟）继位，中康死后夏后相继位，后被寒浞杀死。对于夏后相与帝丘，如今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2005年，在河南濮阳高城遗址下面，又发现了一座916万平方米的春秋古城，由此确定卫都帝丘所在。更大的惊喜在于，古城下面还发现了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址超100万平方米，在河南同期遗存中最大，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一处中心遗址，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等判断认为应与夏后相之都帝丘有关。

第三，清华简《厚父》记载：“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其实，清华简记载禹夏并不稀奇，重点在于清华简是楚简，周代楚国一直“不服周”，甚至主动称王，要与周天子平起平坐。那么，如果真是周人编造了夏朝，楚人会怎么做？

总之，不仅先秦众多史书记载夏朝，而且众多诸侯国也都记载过夏朝，尤其是“不服周”的楚国对此也有记载，只能说明周人不可能编造了夏朝。况且，周人辛苦编造夏朝的目的何在，难道就是为了证明政权合法性，灭商的正义性？似乎根本没有必要编造这个谎言。

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历史记载最为丰富，信史最为悠久，（撇开夏朝争议来看）从未平白无故的捏造或虚构过一段重大历史。既然如此，也就完全没有理由否定信史对夏朝的肯定。

连《荷马史诗》、《圣经》等都能当历史，西方学者却否定中国不折不扣的信史，否定其对夏朝的记载，只能说严以待人宽以待己，或者深层次的原因是过于傲慢、偏见、双标。因此，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值得中国人深思，不能深信不疑、盲信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