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也是城市生态的合法公民丨大象评论

评论员 李长需

“人在树下走，屎从天上来。”

近日，郑州闹市区的“天屎之路”引发热议。春夏时节，在纬一路法桐树上筑巢繁殖的夜鹭，给市民和商户带来“鸟屎”烦恼。有人认为这是生态环境改善的象征，也有人抱怨生活受到了干扰。关于夜鹭的“留”与“迁”，争论不休。

这并非是郑州一个城市的烦恼，南京的野猪围城，上海的貉群泛滥……更多的城市，演绎着城市化进程中人与野生动物的深层矛盾。

当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以“居民身份”进入闹市区后，传统的治理逻辑该怎样转变？人类与野生动物该如何相处？

简单驱离并非治理善策

用简单的手段把野生动物驱离，是人类在第一时间不假思索的应激反应，但这些反应，都没有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野生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收拾的后果。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冲突的根源，主要源于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占，让它们不得不侵入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和获得庇护。

以南京野猪围城为例，其频繁进城，除了部分地区野猪种群快速增长的原因之外，还有城市对山林的开发缩小了野猪原本的栖息地，造成食物竞争加剧，野猪不得不进城觅食。

野猪给南京造成了困扰，但南京解决困扰，单纯地予以捕杀或减少，并非良策。从2022年起，南京曾通过笼捕、围猎等方式，累计调控356头。这种方式虽然短时间内能减低野猪的数量，但却增加了野猪进城的风险。

这是因为，频繁使用猎枪，会让野猪感觉到栖息地环境不安全，加剧其外逃风险；而被猎犬和人类追逐，则增加野猪的敌意，造成更多的伤人事件。

更重要的是，按照生态学理论，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总体要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如果通过驱离或捕杀某种动物，致使其群体大量减少或消失，必然会有其他动物进行生态补位，而补位动物数量的激增，则会与人类产生新的矛盾。

比如野猪被消灭或减少了，其留下的食物链和栖息地，可能会让流浪狗补位，而激增的流浪狗将会导致更多的狂犬病暴露，这要远比野猪伤人更严重。

此外，噪音和光线等驱离手段，还可能加强动物的适应性行为，最终使得冲突更为频繁。

事实上，不少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已经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比如柏林的野狼，已学会识别交通信号灯；加拿大多伦多的城市浣熊，脑子里已生成一套实时导航系统，可以让它们主动避开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而上海的貉，在浦东会迅速学习小区和公路的设计；在奉贤，甚至学会了估算烧烤摊下班的时间，每天能在烧烤摊收摊之后，第一时间去捡地上还冒着香气的烧鸡骨头……

如果人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付它们，那只会加强它们的适应与反击能力。

野生动物在城市生态中应拥有平等的权利

当南京市民因野猪闯入社区而报警时，当上海白领因貉群翻动垃圾桶而投诉时，当郑州商户因夜鹭粪便困扰而联名上书时，城市空间正上演着一场荒诞的权利争夺战——人类以“文明”之名驱逐动物，却拒绝承认它们同样是城市生态的合法公民。

这场斗争暴露的不仅是治理技术的溃败，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而实际上，野生动物也是城市生态的合法“公民”，它们应该和人类一样，在城市生态中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

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人类既没有比野生动物来得更早，也没有来得更晚，而是共生共存而已。只不过，在后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人类通过不断地扩张，逐渐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碎片化，让它们生活在城市的夹缝里。

但即便是这样，人类还要以“威胁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为由，剥夺其城市生存权。这显然并不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的理念。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将野生动物视作需要征服的对象；在工业文明时代，将其看作需要管理的资源；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则要求我们学会与野生动物共享资源。

反观我们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多从对人类“有用”的角度出发：50多年前，当系统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时，多以“濒危”或具有“科研、社会和经济价值”为衡量标准，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有用”；后来虽然从法律层面开始整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但也只是把目光从一个个“有用”的物种，转向了更为“有用”的生态系统。

这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作祟。现在不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人们认为，他们保护的是野生动物作为生命的存在，而非它们的“价值”。他们甚至还认为，人类和野生动物应该有平权的那一天。

城市动物平权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明自救。当市政档案中野猪伤人事件，被重新定义为“栖息地纠纷”，当孩子们指着夜鹭群说，“这是我们的邻居而非讨厌鬼”时，布满钢铁森林的城市，才可能成为生命共同体。

毕竟，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从不是独属于人类的战利品，而是万千物种在碰撞摩擦中共同书写的史诗。

给野生动物留足栖居的空间

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管理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当前的管理方法，多集中于短期解决方案，例如物理屏障（如电围栏）、驱赶手段（如噪音和光线）以及对问题动物的迁移等。

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冲突，但往往未能触及冲突的根本原因，比如，电围栏虽可有效阻止野猪进入城市，但其维护成本高昂，且可能对其他动物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噪音和光线等驱赶手段，可能会导致动物的适应性行为，最终使得冲突更加频繁。现有策略的局限性在于，它们可能只是将冲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未能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无疑是长期和谐共存。典型的案例，是斯里兰卡在解决人象冲突时，鼓励农民种植大象不太喜欢的作物，比如肉桂或莫林加等，以物理屏障的方式，来隔断大象与人类的冲突。

这种方案，可适用于遭受野猪围城的南京等城市。除了物理屏障、电围栏之外，还可以采取建设生态廊道，把野猪引导至一个离市区较远、更适宜其生存的自然栖息地；在城市边缘地带与野猪栖息地之间，种植一些野猪不喜欢吃或讨厌的作物，比如在东北已经实验成功的向日葵，比如可散发出野猪讨厌气味的薄荷等，形成一道物理隔离屏障，既减少了人与野猪接触的几率，也可提高农民的收入。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转变的理念就是，人与动物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实现多赢的“共生”关系。这也需要我们承认，人类与其他生物都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平等参与者。

秉承这一理念，郑州夜鹭的“留”与“迁”矛盾，其实不难解决，其最终的解决导向，就是“如何让共处更舒适”。

未来的城市发展，不是人类的独霸空间，而是人、动物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

当我们为自己规划城市空间时，也应该为野生动物留足“非人类生活空间”；当我们为自己建造高楼大厦或城市管网时，也应该将动物行为学纳入工程标准，为其他物种留下栖居的余地。

那样的城市，才能真正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配得上“生态文明”四个字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