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斌|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高峰——中国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刍议

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高峰

——中国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刍议

□ 赵启斌

20世纪是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中国美术学（美术史论）发轫、迅速成长的重要时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这一学科终于成长为独立的学科，在人文学科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确立这一学科地位的历史进程中，南京艺术学院俞剑华先生（1895—1979）开辟的学术道路，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能成为中国美术史的学术重镇之一，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俞剑华的创造性工作，为中国美术史领域研究的开启奠定了基础。本文试从俞剑华的学术生平、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畴、重要著述、学术价值等方面，对俞剑华的美术史论所取得的成就略作阐述。

一、俞剑华的学术生平

俞剑华为山东济南人，乳名德，学名琨，字剑华，后以字行。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科，擅长国画、书法、中国美术史、中国画论、文学。曾先后任上海美专、暨南大学、新华艺专、东南联大、诚明文学院教授，上海学院副院长，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担任华东美协、江苏文联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1953年出席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学家、国画家、美术教育家。

俞剑华1895年6月19日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私塾教师家庭，从小受到家学熏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进入济南贡院墙根模范小学，18岁进入济南山东第二中学，受国文老师李春圃的影响，购置了《韩昌黎全集》《辞海》《聊斋志异》等，进行古汉语的学习和进修，为之后从事学术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5年，成绩优异的俞剑华作为优等生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科提前录取，进入高校学习。在校期间，受业于陈师曾、郑锦、李毅士等名师，尤其受到陈师曾的影响，确立了今后事业的发展方向，筑下牢固的绘画根基。1918年毕业后，其回济南一中教书，培育了不少美术人才，如国画家徐培基、油画家秦宣夫等，都出自他的门下。1920年，俞剑华到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有机会再次随陈师曾学习。由于同事多为北京书画界知名人物，如王梦白、姚茫父等，他广增见闻，为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7年，俞剑华来到上海，在爱国女学任教8年，并兼任新华艺专教务长，教授手工图画课，于希宁等人即是他这一时期培养的学生。1930年其兼任上海美专教授，教授技法理论与中国画史。在上海工作这段时间，是俞剑华人生和学术事业开始的重要时期。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外在环境，有益于其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他的同事、友人多为文化界、美术界的重要人物，刘海粟、黄宾虹、张大千等人对他的学术研究事业都有所影响、提携和帮助。如1929年俞剑华随张大千赴日本考察，多次参与黄宾虹组办的雅集，刘海粟力邀他在上海美专任教……都使他增长了见闻与阅历，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学术机遇和发展条件。俞剑华早期的专著《国画研究》《中国绘画史》即是在这一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完成的，由此奠定了他在这一学科的研究地位，同时也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条件。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俞剑华调往无锡华东艺专任教。后华东艺专迁址南京，成立南京艺术学院，其仍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1953年兼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1月6日在南京逝世。这一时期，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俞剑华将主要精力转向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从新中国成立至其去世这段时间，是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获得重大进展、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时期。俞剑华在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的成就绝大部分集中在这一阶段。其一代美术史学大家的身份由此确立，被誉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先驱”。

1948年夏，上海大观社，左起：孙福熙、许士骐、黄宾虹、俞剑华

二、俞剑华学术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中国美术史重要著述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史领域开辟了诸多研究专题，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开始启动。根据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畴和著作出版状况，可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将他的研究工作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国画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出版为代表，初步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研究方法。后一时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其去世的1979年，这一时期是俞剑华的晚年，也是他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近30年的时间里，俞剑华攀上了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高峰，以1100多万字的辉煌学术成果确立了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杰出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画论类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著作最具个人研究特色。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

前一阶段是俞剑华学术研究资料积累和学术方法日趋完备的时期。从1927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是其学术研究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诸多重要的专题研究文章和专著已经开始编撰或出版，如1937年他42岁时编著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历代画论大观》《现代画论大观》（1948年53岁时又对《历代画论大观》《现代画论大观》作了增订）、1940年出版的《国画通论》等。能集中反映俞剑华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重要著作，首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此书是他在综合诸家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一部专著，全书27万字，经过三个月时间的紧张撰述才脱稿完成。本书以朝代为纲，通过丰繁的史料全面论述了我国绘画发展的一般概况和具有规律性的问题，是一部科学组织相当完美的中等程度的绘画通史。全书论述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史论并重、材料翔实、研究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特点，为民国时期成熟全面的绘画史著作。此书的编撰出版，在我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不仅在民国时期就已结出累累硕果，而且也为其晚年重新攀上学术高峰做了坚实的准备。如20世纪20年代，因前辈学者在基础研究方面没有展开系统工作，今人对于一些著述的资料检索有很大不便，俞剑华下决心改编清人彭蕴灿的《历代画史汇传》，为日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编撰做长期准备。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为《历代画论大观》的著述系统地收集资料，自春秋至清末，收集历代各种画论著述数百万言，为50年代成书作了坚实的铺垫。不仅如此，他还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现代画论大观》收集资料，经过长期的准备，亦于50年代成书。正是这种学术研究的连贯性，使俞剑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俞氏学派”的整体性崛起在方法和研究范畴上打开了通道。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主客观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为俞剑华的治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1957年编撰出版的《中国画论类编》、1958年出版的《中国壁画》、1959年出版的《顾恺之研究资料》等。《画论选读》《历代名画记》（注释本）、《图画见闻志》（注释本）、《宣和画谱》（注释本）以及《〈石涛画语录〉标点注译》《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陈师曾》《王绂》等，也都是此一时期完成的重要学术著作，尤其《顾恺之研究资料》《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石涛画语录〉标点注译》等，美术界几乎无人不读，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经典。日本学者远藤光一于1977年将《〈石涛画语录〉标点注译》翻译成日文单行本在日本出版发行，伦敦大学教授威廉·瓦特逊亦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其影响不断扩散。

除此之外，俞剑华还根据新材料，用新的方法，先后完成一批学术专著，如《鲁冀晋美术文物考察记》《河南石窟考察报告》《敦煌艺术》《吴越文物考察记》《河南河北美术文物考察记》《历代名画观摩记》《两宋花鸟画》等，均是结合考古发掘新材料和美术实物遗存而撰述的专著，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俞剑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广泛深入和娴熟驾驭基本材料的能力。在画论专题研究以及题画诗研究方面，除以上著述外，俞剑华也先后完成了《近代画论类编》《中国画题跋类编》《历代论画诗选》《历代画论大观》等专著。由于种种原因，这四部书一直没有出版，同《中国画论类编》一样，这四部专著也是这一研究领域或相关专题研究的重要著作。

俞剑华用功最勤、用力最大也最具广泛影响力的一部专著，则是1961年完成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此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收集资料，用了40年的时间才终告竣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俞剑华学术观念与治学方法的里程碑式的著述，一面世即成为中国美术史领域的经典而被广泛使用，影响极为深远。此书纳入编撰计划后，俞剑华又重新通读了二十五史，将准备了几十年的史料重新予以取舍，并继续搜集新资料。800多万字资料成书后仅仅保留250万字，不可谓不精谨严格。故此书一出便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皇皇巨著，成为相关专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此书本拟1964年出版，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直到他去世前夕才又一次列入出版计划，作为俞剑华的压卷之作，终于在他去世后不久公开发行。

俞剑华在进行绘画示范

三、俞剑华中国美术史论的研究范畴

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的确立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在诸多领域开辟出新的研究范畴。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畴的形成，俞剑华不愧为开路先锋。俞剑华在美术史学领域的开启性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启中国美术史六朝专题研究；开启中国美术史通史研究；开启中国画论研究；开启中国画派研究；开启中国明清绘画专题研究；开启中国壁画研究；开启石涛专题研究；开启美术实物遗存与考古新材料的研究。

概括起来，其开启的研究范畴基本上以绘画为中心，在文献梳理、研究和美术实物遗存尤其是绘画实物遗存上加以展开。俞剑华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畴的确立，为“俞氏学派”之后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择其要略作分析。

六朝专题研究——这一专题以顾恺之研究最为典型。在这方面，他的后继者林树中继承了他的研究思路，在六朝雕塑研究、陆探微研究、张僧繇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其本人亦获得了“林六朝”的雅称。第三代阮荣春亦有不凡的表现，佛教南传路线专题研究，显然得益于俞剑华六朝专题的开辟，从而在佛教美术研究方面大放异彩。

中国美术史通史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注重基本文献的把握与娴熟运用。俞剑华百科全书式的运作方式，显然为后继者提供了度劫的金针、渡河的宝筏。如王伯敏的《中国美术通史》、林树中的《中国美术通史》、谢巍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等，都趋向于通史的撰述体例。在大型画集的编撰上，亦注重通史型的著述体例，如林树中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海外藏中国历代书法》、周积寅的《中国历代画目大典》等，均是俞剑华此学术研究思路的纵深拓展。

美术实物遗存与考古新材料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后继者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如林树中非常注重考古新资料的收集和公私收藏机构的美术品资料，尤其是绘画作品资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周积寅非常注重公私收藏机构绘画作品的综合研究，不断提炼出新的学术课题，从而积极展开中国历代绘画专题的研究工作；阮荣春及其弟子们对于佛教遗存实物、美术考古新材料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在佛教美术研究方面走出了新的道路等。

中国历代画家、画派研究——俞剑华一直非常关注中国传统绘画的专题研究，他的《中国绘画史》《国画研究》即是以国画作为专题研究对象而展开的，对画家的师承关系、流派演变等都作了细致分析和梳理。受这一研究专题思路的影响，他的后继者进行了深入的拓展，在画家、画派研究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如周积寅的江苏历代画家研究、郑板桥专题研究、中国画派研究、明清中国画家研究等，都是接续俞剑华的历代画家、画派专题研究思路而取得的学术成果。

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历代画论研究领域的开辟，可以说是俞剑华最富有开创性的贡献，完全可以和文学史领域的诗论、词论、文论专题研究相媲美。他的中国画论专题研究，与中国书法史领域专家开辟的书论专题研究共同构建了中国美术史领域新的专业方向，而俞剑华在中国画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出书论研究的影响。经过俞剑华的努力，中国画论研究成为中国美术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专题，他的后继者周积寅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最高，其著述《中国画论辑要》《中国历代画论》，是继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近代画论类编》《历代画论大观》之后有关中国画论研究的重要专著。

此外，俞剑华著作《中国壁画》的出版，也开启了中国壁画研究的通道，成为壁画研究的先驱。

1956年，俞剑华（左二）到山东考察，再萌（左一）、林树中（右一）陪同

四、俞剑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价值与意义

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他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中国美术史学科在我国诞生的时间比较晚，同欧洲西方国家的美术史、艺术史学科相比，显得先天不足。同时，这一学科也面临严重的后天不足。动荡不安的战乱时局以及多次社会运动和思潮，都给这一学科的发展带来相当的冲击和消极影响，使其始终面临各种阻力和挑战。不仅如此，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经世致用”的观念，对于这一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形成了阻力与挑战。传统历史学家一直非常重视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大历史事件的编撰与整理，而对于无关国家兴亡、民生问题的文化事件则认为无关宏旨，一些重大文化事件往往有意无意间被忽略、隐没了，更莫说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般文化事件的记述。科技史、文化史的编撰一直不发达，都与这一实用性史观有相当的关联。在这一传统历史观念下研治中国美术史，首先必须有观念上的突破，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西方文化观念的传入，我国对人文学科的认识虽然有所改变，但其阻力显然不容忽视。俞剑华选择中国美术史作为自己文化生命的落足点，确实背负了相当的思想包袱。从俞剑华生活、活动的中国美术史界来说，他本不应背负如此沉重的文化使命。他的导师陈师曾以及留学德国获得美术史学博士学位的滕固，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辉煌贡献是可以肯定的。然而由于种种偶然，二人先后在年轻有为的40余岁短命夭亡，这也给先天后天均不足的中国美术史学科留下了难以除却的文化阴影。在此情形下，俞剑华不得不担当起这一学科的研究重任。历史选择了他，让他在这块尚待开发的学术沃土上辛勤地耕耘、播种，以期能给我国的文化事业带来丰厚的收获。俞剑华果然不负众望，终于在这一研究领域承前启后，结出了累累学术硕果。

也许是一种象征，20世纪初，在我国国力空前衰弱、文化发展处于低潮、国人一再强调西方文化先进的特殊历史时期，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的重见天日，显现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厚重绵长，为背负多重压力艰难探索的文化工作者带来了希望和重获新生的精神力量。俞剑华这一代学人，经历了中国文化衰退的痛苦阶段，这些重大文化事件的出现，让他们坚定了从事文化建设的信心，顽强拼搏，终于走出了一条辉煌的学术道路。这一时期也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群星辈出的时代。俞剑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其文化价值，显然已经超越一人是非得失，而具有文化象征、新生意义。

俞剑华 敦煌模本之一

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工作既有通史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也有专题研究、个案分析，这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确定了明确的坐标和方向。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史学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以一己之力走过了欧洲100多年的发展阶段，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从而接通了我国与欧美先进国家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脉络，奠定了这一领域在未来向纵深发展的基础，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注重中国美术史的系统性、资料性、研究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上，他确实不亚于任何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美术史论家，在许多领域和专题研究上，即使现在也无人逾越他的成就与贡献。

当然，俞剑华的贡献不止于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都能凸显不同的价值。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化观念泛滥的社会背景下，俞剑华坚持中国美术史研究，提倡中国画的改良、变革主张。他认为复兴、振兴中国画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大声疾呼中国画的价值与意义，为中国画的存在和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明确论断。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俞剑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同时，俞剑华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为我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争得了领先地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处于中国美术史研究又一高峰期的俞剑华，再次以自己的研究无可置疑地驳斥了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虚无论断，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华优秀美术传统的维护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驳斥一些谬论和流行的错误观点时，俞剑华虽然没有直接的宣言和评断，但他依据自己系统、深邃的理论研究、学术成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其影响和震撼是可以想见的。俞剑华在学术理论上所取得的成果，与吕凤子（《中国画法研究》）、傅抱石等人的主张和理论观点一起，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画的历史地位，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地位。即使我们现在来看他们在那个时期的抗争精神、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依然会产生激越豪迈之感。这一时期，俞剑华将大量精力用在基础层面的研究上，使新兴的中国美术史学科基础性研究的重大意义得以昭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地位，这也是这一时期俞剑华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之所在，而不仅仅是学术上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虽然俞剑华在1979年就已经去世了，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中国美术史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能在80年代以后的近30年时间内迅速崛起，获得长足的进展，显然与俞剑华等老一辈学人努力开拓所打下的基础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俞剑华留下的学术遗产不仅包括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包括研究方法和带出来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队伍，以及开辟出来的学术阵地等方面。没有这些基本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后“俞氏学派”后继者能在许多领域获得大幅度进展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俞氏学派”后继者才能在俞剑华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不断深入、拓展，以整体优势领先了中国美术史的持续进展，使南京艺术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学科并肩而立，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重镇之一。

俞剑华 敦煌模本之二

相对于日本、西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而言，俞剑华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直至60年代无疑就已拥有了领先地位，他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我国保持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再次进入繁盛时期，如铃木敬主编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户田祯佑主编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北美洲（主要为美国）、欧洲部分国家也在六七十年代进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高峰，80年代以后，更是成果不断，出现了以艾瑞兹、谢柏轲、高居翰、傅申、何惠鉴、罗樾、方闻、李铸晋、苏立文、李雪曼、梁庄爱伦、雷德侯、列文森、班宗华、吴同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群体，代表了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形成了与日本、中国相互呼应的学术中心，从而带动了海外人文学科的发展，成为海外人文学科的新延伸。在这一情形下，俞剑华先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工作，其价值立即彰显出来，在国际范围内凸显了其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同时，他的治学方法以及渐次成长起来的研究群体也很好地支撑起中国美术史当代的研究局面。

1962年，丁家桥，南京艺术学院，俞剑华（前排左一）与谢海燕（前排右一）、刘菊清（后排右四）、林树中（后排左四）等合影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杰出的中国美术史学家，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史领域经历了从创建到逐步走向完善的发展道路，他身上既有传统学术因素的强烈影响，也有时代新潮打下的烙印，具体而曲折地反映出我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俞剑华在学术上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历史借鉴，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精髓和优秀成分，在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时，不能忽视自己民族存在的文化和传统，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接受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才有可能将其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营养。如果不顾自己的条件和基础，硬性地嫁接、移植其他文化，不可能获得持久而活跃的文化生命力、学术生命力，这也许是俞剑华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学术思想。

俞剑华已经逝世近半个世纪了，重新瞻顾、怀思他的学术生涯，确实令后辈学人无限感慨。俞剑华学术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多年辛勤努力、长期奋斗的结果，他以卓异的成就交出了一份完美的学术研究答卷。